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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作者: 發布時間: 2013-08-28 11:10:46 來源: 廈門公交集團

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呈現出人們完全沒有想到的一番景象:與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倒行逆施相呼應,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逆流;從西方學來的多黨制、議會制,成為各派軍閥、官僚、政客借以爭權奪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再次記錄下中國的奇恥大辱;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據一方,并以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爭奪為背景,相互之間展開愈演愈烈的軍閥混戰,使國家陷于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之中。

面對殘酷的現實,資產階級革命派并不甘于失敗。孫中山高舉民主革命的大旗,繼續為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爭,但屢遭失敗,陷入困境。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滿懷著對實行議會制的真誠和期望而奔走呼號,慘遭北洋軍閥的卑鄙暗殺。革命黨人發動的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等,換來的是反動軍閥的瘋狂鎮壓。這樣那樣的救國方案都試過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國的先進分子中,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要救國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中國的先進分子從消沉、苦悶和彷徨中走出來,再次在心中燃起熱切的期待,一場巨大的革命風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猶如黑夜中的一道閃電,掀起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這場運動,正是新的革命風暴到來的前奏。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通過對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認真思考,認定要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必須根本改造國民性。他們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向封建禮教提出全面挑戰。通過批判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孔學,沖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羅網,從而在社會上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統思想的過程中,也發生過片面性的缺點,夸大了東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也當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這種偏向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有一定的不利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學。當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時候,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在此時的歐美,資本主義文明的缺陷已經在實際生活中明顯暴露出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矛盾尖銳化的表現。這就逐漸引起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對西方文明價值的懷疑和批判。正是這種懷疑和批判,為他們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不僅喚醒西方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這場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由于十月革命發生在情況和中國相同(封建壓迫嚴重)或近似(經濟文化落后)的北方鄰國,因而對中國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的誕生,使正處在苦悶和黑暗中的中國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給中國先進分子正在苦思焦慮地探索著的種種問題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給予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李大釗是中國頌揚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他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這時,中國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條件逐漸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隨之發展壯大起來。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這個階級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它同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因而更具有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要求,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要堅決和徹底。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以及此時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龐大的先進知識分子群,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客觀的社會基礎。

在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出現一個新的遠為壯大的陣營。一場新的人民大革命的興起已不可避免。這場革命以1919年5月爆發的五四運動為起點。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勝的協約國一方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會議不顧屬于戰勝國一方的中國的權益,規定戰敗的德國將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以學生斗爭為先導的五四運動如火山爆發般地開始了。

5月4日,北京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游行示威,掀起愛國風暴。在北洋軍閥政府的嚴厲鎮壓下,這場風暴一度轉入低潮。從6月3日起,學生重新走上街頭講演,又有大批學生被捕。在此重要關頭,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參加人數達六七萬。隨后,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國,擴展到20多個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運動突破青年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群眾性革命運動。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斗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漸轉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眾的壓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釋放被捕學生,宣布罷免親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國代表終于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

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親眼看到工人階級表現出來的偉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往民間去”,到工人中去開辦學校、組織工會。這些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干。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的實際教訓中,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1920年四五月間,《東方雜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蘇俄政府發表的第一次對華宣言。這個宣言宣布“廢棄(沙俄在中國境內享有的)一切特權”。中國人民從蘇俄政府對待中國的態度中,對社會主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感觸。這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給予了有力的推動。因此,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的突出特點,是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時,各種社會主義的觀點在刊物上紛然雜陳。然而,馬克思主義以其先進性、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著中國的先進分子。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和反復比較,最終選擇科學社會主義,先后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是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運動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中,李大釗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比較全面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1920年9月,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明確宣布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表明他已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湖南學生運動領袖毛澤東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間,熱心搜尋并閱讀中文本的共產主義書籍,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鄧中夏、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周恩來、趙世炎、陳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也先后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會會員如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也在這時開始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些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認定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是他們自覺地在實踐中經過反復比較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把它當作單純的學理來探討,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現實斗爭中去,注意同工人群眾結合,同中國實際結合。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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